黃文杰（1902—1939年），原名祥慶，乳名觀妹，號絢云，廣東興寧人，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1925年參加革命，曾留學蘇聯(lián)，回國后長期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職工部部長，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書記，中共長江局組織部副部長、秘書長、南方局四人領導成員。在白色恐怖的艱難環(huán)境下，他忠貞不渝，意志堅強，機智沉著，堅持斗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12月底，黃文杰帶病堅持工作，輾轉抵達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南方局中負責組織部工作。其間，他出版了《論政黨》一書，并且以“絢云”“爛光”等筆名在《群眾》《解放》《新華日報》等黨的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1939年10月，黃文杰因長期積勞成疾，在重慶不幸病逝，年僅37歲。黃文杰逝世后，重慶辦事處的全體同志為之致哀，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自送葬至墓地。為悼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群眾》《新華日報》均出專版以示紀念。葉劍英的悼念文章《悼黃文杰同志的死》登載在《群眾》，稱贊黃文杰“是我們黨的駱駝，從來沒有計較到他所負擔的輕重，而能任重致遠地渡過艱難的沙漠”。
2020年9月，黃文杰被列為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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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杰，原名祥慶，乳名觀妹，號絢云，１９０２年生于廣東省興寧縣大塘村一戶貧苦農民家庭。父親黃卓林、母親張氏，一向守田躬耕以務農為業(yè)。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他７歲開始讀書，１９２０年在達務小學畢業(yè)后，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縣立中學。他聰慧好學，追求上進，連任學生會會長，多次帶領同學查禁日貨，宣傳愛國思想，是學校中反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一次放假回鄉(xiāng)，得知大地主黃梅卿強行霸占鄰居黃坤古八分良田，他激于義憤，找上門去同黃梅卿論理，迫使黃梅卿把田交還給黃坤古，深得貧苦鄉(xiāng)親的稱贊。１９２４年６月中學畢業(yè)后，經(jīng)常利用課余時間到農村宣傳農民革命。１９２５年春，因尚未領到縣立中學的正式畢業(yè)文憑，便借了興民中學畢業(yè)生黃文杰（水口人）的畢業(yè)證書報考黃埔學校，結果以優(yōu)秀成績被錄取，從此改名黃文杰。
在黃埔軍校，黃文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是年１０月，由軍校黨組織推薦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其間，黃文杰與廖承志結下深厚友誼。１９２９年畢業(yè)后，分配在蘇聯(lián)的伯力、海參崴一帶從事黨的工作。１９３１年，黃文杰奉命回國，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經(jīng)常以合法身份參加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活動，宣傳馬列主義。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黃文杰積極發(fā)動群眾參加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和運輸隊，支持十九路軍。
由于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黨組織大搞“飛行集會”、示威游行、公開散發(fā)傳單，致使黨組織過于暴露，革命力量遭受到敵人嚴重破壞。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至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在上海設立以李竹聲為書記的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黃文杰任中央執(zhí)行局職工部部長。不久，國民黨反動派集中藍衣社、中統(tǒng)、青紅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等軍警特務、流氓聯(lián)合租界巡捕房，對上海地下黨發(fā)動全市性的大搜捕。１９３４年６月，李竹聲被捕叛變，由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書記。不久，盛忠亮夫婦也被捕叛變，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是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黃文杰先后任代理書記、書記。當時，國民黨特務與租界巡捕房相勾結，四處偵緝共產(chǎn)黨人，黃文杰知道環(huán)境險惡，工作十分細致，始終保持警惕。他發(fā)現(xiàn)宣俠父、王均予等有暴露跡象，便立即幫助他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以保存實力。
在這期間，上海臨時中央局積極支援中央蘇區(qū)的反“圍剿”斗爭。他們曾經(jīng)爭取了同情共產(chǎn)黨的江西德安專署專員莫雄的掩護，派員炸毀了南潯路上之德安鐵橋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配合紅軍突圍轉移。同時，還在莫雄專署、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九江黨部等敵人的重要機關建立了幾個交通站，使上海黨組織與中央蘇區(qū)之間有一條交通線，隨時與中央保持聯(lián)系。
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于叛徒李竹聲、盛忠亮出賣組織，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黃文杰和組織部長何成湘夫婦、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文委成員田漢、“社聯(lián)”黨團書記杜國庠等３０余人被捕。當天深夜，黃文杰同朱鏡我等黨的負責人在獄中向被捕的同志傳達口信：大家要堅定立場，抓緊準備應付敵人的口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泄露黨的機密，也不要承認是共產(chǎn)黨員，除非到了刑場才喊“共產(chǎn)黨萬歲”。３月６日，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開庭審訊黃文杰及其同案人。黃文杰當時化名李光龍，泰然自若。敵人軟硬兼施，一無所獲。同志們以黃文杰為榜樣，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法庭黔驢技窮，只好讓叛徒秦曼云出庭指證，將黃文杰等人引渡至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并于１８日雨夜，將黃文杰和朱鏡我、田漢、陽翰笙等８人作為要犯解往南京，關進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１９３５年９月，黃文杰被判處１５年徒刑，轉押于南京國民黨中央軍人監(jiān)獄。黃文杰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旺盛的斗爭意志。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他大義凜然，堅強不屈，并設法團結難友，研究斗爭策略，及時揭露敵人的陰謀詭計；并為改善生活、改善環(huán)境、延長放風時間、不許打罵犯人等方面，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１９３７年發(fā)生盧溝橋事變，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８月，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南京、武漢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這時，黃文杰才被保釋出獄，并留在南京辦事處幫助組織部長秦邦憲做黨的組織工作。當時，辦事處一面繼續(xù)營救在獄中同志，一面開始重建長江中下游各省的黨組織。９月２６日，黃文杰代表南京辦事處，到中央軍人監(jiān)獄接陶鑄、曹瑛、趙希愚等七人出獄。９月底，黃文杰又同張文彬到香港，向“南委”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很快整頓和加強了南方黨的領導力量，張文彬留任“南委”書記。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南京辦事處遷至武漢，改名為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黨中央派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黃文杰等組成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團（黨內稱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市黨組織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黃文杰擔任長江局組織干部組、工運組、訓練教育組的總負責人及長江局秘書長。他根據(jù)中央和長江局的決定，首先恢復建立了南京市委，接著為重建破壞殆盡的安徽黨組織而日夜奔忙。在工作中，黃文杰發(fā)現(xiàn)由蘇州出獄不久而尚未找到黨組織的張愷帆、李吉明（林李明）等在安徽無為縣開展抗日宣傳，迅即以武漢辦事處的名義召張愷帆、李吉明來南京專談，然后派張愷帆回無為開展工作，還派李世農到無為，同張愷帆、桂蓬（黃育賢）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員會（簡稱皖中工委），李世農任工委書記，張愷帆、桂蓬任委員。黃文杰囑咐李世農說：“你們先成立皖中工委，以后恢復一個縣的組織就建立縣委，有三個縣委就成立特委，有三個特委就成立省委?！痹邳S文杰的指導下，次年夏天便成立了安徽省工委。
安徽黨組織的恢復工作剛告一段落，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７日，黃文杰被任命為長江局駐兩廣特派員。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廣東，先后同張文彬、廖承志、薛尚實、羅范群等多次召開會議，分析廣東形勢，較好地解決了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與廣州市委之間的無原則斗爭。為了適應南方抗戰(zhàn)形勢，加強廣東黨組織的領導，他報請黨中央和長江局批準撤銷了“南委”，并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成立以張文彬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他又協(xié)助省委制定黨的工作的總方針：堅持獨立自主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向廣東國民黨當局較開明的上層人士開展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經(jīng)過半年時間，廣東省委的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顯著成績，黨員人數(shù)從省委成立時的１３００人增至近１萬人，地縣一級黨組織基本上遍及全省各地；統(tǒng)戰(zhàn)工作也有新的突破，通過進步人士做工作釋放了３００多名“政治犯”。
黃文杰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先后恢復和建立了南京、湖北、廣東、浙江、安徽、廣西、湖南、香港等十幾個省市黨的組織，認真抓了黨的思想建設，把提高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作為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他在武漢主持舉辦南方各省市、地區(qū)黨員干部訓練班，親自為學員講課，培養(yǎng)了一大批地、縣級黨員骨干。
１９３８年，黃文杰與地下黨員周惠年結婚。
黃文杰對工作認真負責。１９３８年７月，他在湖南巡視工作時，接到國民黨駐瓊崖第一五二師政治部上尉科員黃集發(fā)（原中共黨員）的來信，反映了馮白駒被捕后瓊崖地區(qū)的斗爭情況，并要求到解放區(qū)去工作。黃文杰及時回信說：你不需要去解放區(qū)，友軍里需要人，國統(tǒng)區(qū)正需要人，要安心工作；有關瓊崖問題，可請葉劍英、廖承志同志解決。他隨信附了給葉劍英、廖承志的介紹信。黃集發(fā)以此為憑向葉劍英、廖承志匯報了瓊崖方面的情況。
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黃文杰四人組成。１０月１２日，日寇在惠陽大亞灣登陸，１３日惠州淪陷。為了應付這突然事變，黃文杰到廣州指導廣東省委撤退。黃文杰在省委緊急會議上，作出“省委機關和八路軍廣州辦事處遷往粵北”、“廣州市委留下組織部長陸新率領部分黨員堅持地下斗爭”等四項決定。直至日寇占領廣州前夕，黃文杰才同云廣英、陳健撤離廣州，到了粵北。在粵北，他指導成立八路軍韶關辦事處后，自己才離開韶關。
同年１１月，黃文杰又回到韶關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他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正擴大侵華戰(zhàn)爭，妄圖打通粵漢鐵路占領長江中下游流域，我們黨要放手發(fā)動群眾，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zhàn)爭，不要被國民黨捆綁手腳；要批判王明的“一切經(jīng)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國民黨要堅持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議，黃文杰做了大量而具體的工作。省委常委尹林平認為自己是軍隊干部，曾寫報告擬辭去黨務工作，專搞軍事。黃文杰特地找尹林平談話：“看過你的報告，但局黨委仍要你兼任黨務工作，你不要回部隊了，到東江地區(qū)去開展抗日游擊戰(zhàn)爭。”尹林平愉快地服從組織安排，到東江任特委書記，繼而兼任東江兩支（惠、寶）抗日游擊隊政委，卓有成效地領導東江人民進行抗日戰(zhàn)爭。
１９３８年冬，黃文杰患了肺病。經(jīng)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稍為減輕，他又毅然接受周恩來布置的任務，歷經(jīng)長途跋涉，于１９３９年春到南方局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戰(zhàn)、積極反共”的政策，制訂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法規(guī)。為了對付國民黨的無理壓制，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等在渝召集南方各省領導人開會，黃文杰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深入發(fā)動群眾，壯大黨的力量，鞏固黨的組織。圍繞這個中心任務，實行組織審查，嚴格組織紀律，加強黨的教育，糾正不良傾向，同國民黨的投降反共逆流作斗爭，推動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運動。會后，黃文杰認真抓了地方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先后在重慶機房街７０號和紅巖咀１３號主持舉辦黨員訓練班，集中訓練國統(tǒng)區(qū)地下黨員骨干，請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凱豐、鄧穎超、蔣南翔為學員講課。黃文杰還發(fā)動南方局所屬省市黨委分別在各地舉辦黨員訓練班，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忠于黨的干部，為鞏固和加強國統(tǒng)區(qū)黨組織打下了基礎。
１９３９年２月，經(jīng)周恩來提議，蔣介石決定在南岳舉辦的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正式開學。當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實際主持游擊干部訓練班。黃文杰奉令協(xié)助葉劍英做好訓練班的工作。他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并且將蘇聯(lián)出版的游擊戰(zhàn)術教材翻譯成中文，供葉劍英等人講課時參考。葉劍英對黃文杰的工作甚為滿意。
在參加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前后，黃文杰還來往于重慶、衡陽等地指導工作。這期間，他還出版了《論政黨》一書，并且以“絢云”“爛光”等筆名在《群眾》《解放》《新華日報》等黨的報刊上發(fā)表了許多文章，積極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他為黨的事業(yè)鞠躬盡瘁，積勞成疾，患上了傷寒，為了繁重的工作，也為了讓妻子能愉快地工作，他隱瞞了自己的病情，連妻子也不讓知曉。當時，妻子周惠年提出要去延安學習，他欣然同意，并讓已懷孕５個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產(chǎn)，使之輕裝前往。不料，這次分離竟成了他倆的最后訣別。
１９３９年７月，日本飛機經(jīng)常對重慶狂轟濫炸。當時患傷寒病的黃文杰，因躲避日機轟炸，在防空洞里受了涼而發(fā)高燒，經(jīng)搶救無效，于８月２日不幸病逝，年僅３７歲。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自送葬至墓地。為悼念黃文杰，《群眾》雜志出版?？?，《新華日報》登載了葉劍英《悼黃文杰同志的死》長文，文中寫道：“令人敬愛的文杰，……他是在極端黑暗的無人性的牢獄中經(jīng)過考驗的同志，他是我們黨的駱駝，從來沒有計較到他所負擔的輕重，而能任重致遠的渡過艱難的沙漠。像這樣一個人，恰恰死在革命艱難的時代，實在是革命的損失。”這既概括了黃文杰的高貴品德，又表達了同志們對他的哀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于１９８３年批準黃文杰為革命烈士。１９８４年６月，中共重慶市委、市人民政府將黃文杰的骨灰移葬紅巖公墓。１９９２年，興寧市大坪鎮(zhèn)興建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上鐫刻有黃文杰的光輝業(yè)績。
（來源：中華英烈網(wǎng) 責任編輯：高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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